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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接待室、代表热线成为人大工作新潮流

 在浙江,社会生活中涌动着一股新的潮流。人大代表接待室、代表热线办得火热。一些人大代表自发建立“工作室”帮助自己密切联系选民,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他们非常珍惜、重视自己的"头衔",从而体现出一种"归位感":"代表"不仅是名义身份,更是实际角色;不仅是政治荣誉,还是职务责任。   人大代表参与政治生活、履行代表职责的热情和责任心,使得平静的政治生活变得生动起来了,把人们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参政热情激发出来了。选民的热情也逐步升温,他们走进接待室,打进电话,对人大代表敞露心扉。   “人大代表工作室”火了起来,人大代表对角色认识走向成熟   前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以代表的身份在家乡义乌市设立了第一个选民联络工作室,并在去年春节前后自费在电视台做广告公开向选民征询议案内容。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周晓光现象”。周晓光的人大代表联络点设立后,该联络点就常常人满为患。那些苦于找不到人大代表的人,四处上告无门的人,像是忽然发现了一个通风口,呼啸着来到这里。这里每天都要接到大量电话和信件,接待好几批登门造访者。   在邻近的永康市,2003年5月,一个具有独特职能的组织出现在该市星月集团。在该公司的组织构架中,在董事局和总裁之下,一个叫作“政策研究室”的机构正式诞生。与众不同的是,该机构并不为公司发展提供具体策略、建议,它本质是民意收集、整理,并为人大代表形成建议、议案服务的“智囊团”。   2003年,星月集团总裁胡济荣被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打理公司生意已经占据了自己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胡济荣决定成立“顾问班子”帮助自己开展社情民意的调研,定期向上级人大提出建议和意见。   在经济活跃的温州,政治文明的探索也引人注目。2004年3月17日,“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成立。其宗旨是行使人大代表职权、征集民间建议、听取民众的利益诉求、反映民意民情、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工作室由周德文本人主持,并邀请其他市人大代表、律师、记者等10人一起组成。周德文通过当地媒体向全市人民承诺:如果市民有什么需要人大代表反映帮助的事,都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直接来信来访。他将定期(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上午)和不定期亲自接待群众来访。   "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成立,无异于给温州政坛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经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后,立即在广大市民中乃至整个温州市引起了强烈反响。   群体性人大代表接待选民的现象在浙江也开始浮出水面。12月,一条由全国省市区四级共10位人大代表联合开设的联系选民热线,在杭州西湖区北山街道正式启动。接待选民的代表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省人大代表章凤仙等,她们还在下城区长庆街道与选民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这些新涌现的政治景观中,有一种现象十分瞩目。人大代表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利用自身优势为履职创造条件。他们收集选民意见、倾听选民声音,并参与国家意志形成。之前,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常是一批知识分子代表常以“兼济天下”为责任,密切联系选民,为民声鼓与呼。   “综合这些现象,可以认为是代表意识成熟的体现。”省人大常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评价。该人士认为,这些现象与浙江本土环境也有一定联系。浙江经济迅速发展,民间资本雄厚,操作民主实践的成本能够承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家为何代表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而浙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在以前没有碰到过,人大代表们试图通过议案等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余逊达教授认为,这表明了代表的意识在觉醒,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走向,一种可喜的进步。   成效与困惑   代表工作室的建立对人大代表履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周晓光介绍说,工作室开设以来,收到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量信函、文传和电话,每天来访的各地选民也络绎不绝。"这些信息为我履行好人大代表职责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而信息的分析,文字整理等大量繁杂工作都离不开工作室成员的努力   2004年9月份开始,经营户座谈会、外来务工人员座谈会、政府职能部门局长座谈会……,周晓光和她的顾问跑了义乌各地。“走出去,请进来,听取选民意见。” 周晓光说,通过调研,在工作室的帮助下,她已经分析整理了一些建议和议案。   当年建设高速公路时对老百姓的部分承诺,地方政府没有有效兑现,对违章建房比较普遍等现象,“我们都向义乌市委、市政府递交了建议。” 周晓光介绍。   “调研活动主要集中在永康,课题选择视野则放在全国层面考虑。”一位政策研究室成员认真地说。“政策研究室”共有两名成员,是从政协等单位退下来的老干部。调研后,他们从中筛选出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归纳分析后帮助胡济荣形成议案和建议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月一报。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设施建设,保障城市安全的建议,国家建设部的答复是“您提出的建议非常有借鉴意义,为推动城乡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我部在下一步工作中将认真研究采纳。”部分建议进入了高层决策视野,这让胡济荣和“政策研究室”成员很受鼓舞。   杭州的选民热线工作室,从12月9日到12月17日,就接听了电话430个,接受电子邮件80余件,来信30余件,接待来访80余件200余人次。选民所提建议和意见涉及国企改革监管﹑劳顿和社会保障﹑特殊群体利益保障﹑土地管理与环境保护﹑交通与城市管理﹑物业管理﹑司法监督等广泛领域。“选民热线多层次全方位地拓宽了代表们的知情面,集中一段时间的面对面接触,代表与选民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省人大代表章凤仙认为。   西湖区人大代表、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德平高兴地说: “四级代表联动,各级代表关注视野不同,涉及立法层面的共性问题由全国或省人大代表带走,形成议案。而一些西湖区老百姓实际问题由当地区人大代表负责沟通,形成建议。”在他看来,四级代表联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了代表的整体作用。   代表工作室让各级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的沟通渠道更加畅通,但实际运行中,代表们也碰到了一些困惑。   “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周晓光和她的顾问们的普遍感受。“一些老百姓讲着自己受到司法不公,利益被侵害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等情况,自己却帮不上。” 周晓光感慨却很无奈。   “义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70万,他们的权益保护不能笼统地进行,而应该详细分类,有针对性地解决。比如,一些临时工关心工资拖欠问题。而有的外来人口已经在义乌安家,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企业骨干。他们的要求是解决子女受教育、住房等问题。”骆族法说,“这些选民的意见整理,形成建议后进入了领导视野,但对领导决策影响有多大则很难说。”   骆族法明显感觉到“人大代表权限还不够大,有的还不能落实到位。”省人大常委会某处长的看法是,向人大代表反映生活中细碎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老百姓利益诉求的走向。但人大代表不是手拿“尚方宝剑”的“钦差”。一些问题人大代表没法解决是正常的。   “人大代表有职能限定性,他们不是行政官员,制度上也不要求其解决具体问题。”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认为,人大代表主要应代表民意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当然,代表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为选民提供咨询,比如,一些需要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引导选民向司法途径解决。”   尽管人大代表不能直接办理选民的问题,但人大代表可以听取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寻找社会问题的热点和难点,从中筛选出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形成议案。“他们应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发现问题。”“周晓光们可以与政权体制的力量恰当的结合来解决民生疾苦和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该处长提出了建议。   除了需要一府两院支持外,一些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让人大代表们束手无策。在义乌18个局局长座谈会上,一个普遍的情况放映:信访一票否决制的规定是否合适?有些老信访户的维权要求的确不合理,但对地方政府考核关注的是信访户数量。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人大代表们也感到棘手。   激发人大代表主动履职,期待制度性保障   在浙人大代表主动履职的敬业精神让许多人敬佩,但在赞美的同时,也有人指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确有一些人大代表缺乏应有的“代表意识”。部分代表乐于当“荣誉代表”,把代表身份当作是“荣誉称号”“政治待遇”,缺乏代表的责任感。   按广东“明星人大代表”王泽华的说法,“我发现五年没说过话的代表大有人在,大约占代表们的30%-40%。”本以说话为神圣职责的代表却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不是严重的失职渎职吗?不是一种自我贬损吗?不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阻碍吗? 人们质问。   “建立人大代表不作为问责制度刻不容缓。引入问责制来完善人大代表监督机制不失为良策。”年初,雷厉风行的官员问责制让不少人看到了希望。“目前的问题是,作为问责主体的选民对自己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在做什么并不很了解。有的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 省人大常委会某人士说,兼职代表制下,人大代表履行代表之责是其“副业”,从属其主业。这就意味着人大代表具有较大的自行选择角色的空间,模糊了选民对其进行监督的“坐标”。   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缺乏代表信息公开机制,普通选民更加难已知晓自己的人大代表在那里。   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听取选举单位的意见,并受选举单位监督。 “但间接选举的代表与选举单位的常规性沟通机制并没形成。” 章凤仙说。毫无疑问,根除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无力的制度平台设计需要解决许多理论上的难题。   事实上,真正做一位尽责的代表也非容易的事。并非所有人大代表都像胡济荣周晓光那样能利用自身优势组建“智囊团”来帮助履职。林来梵教授就认为“浙江这些人大代表自发的举措,固然有助于形成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建设和谐社会。但这些现象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并非制度性设计,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有人则质疑,缺乏保障人大代表勤勉履职的利益引导以及保障机制,光有代表热情的行为能持续多久?   章凤仙认为,在制度设计上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主动履职创造平台尤为重要。目前现状是,在保障代表履职时间上就存在现实困境。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代表认为活动时间太少,影响代表作用发挥,而代表所在单位则认为代表活动时间太多了,影响代表本职工作。   “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多进行协调,减少矛盾。”某知情人士说。   人大代表履职的物质保障不充分是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尽管宪法和代表法都对代表履职的物质保障做了规定。从立法思路看,这一系列措施还是为了补偿代表因履行代表职务受到的损失。从实践层面看,该条文能给人大代表的补助十分有限。张德平说: “选民热线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地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建华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否则,活动经费、场地得不到保障,活动就很难搞起来。”   “问题的关键是,根本无法计算究竟给代表多少物质补助才是合理的。”一位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人也很困惑。   提高闭会期间代表所提建议办理质量同样考验各级人大机关的政治智慧。 章凤仙认为,人代会上提的建议,答复率、代表满意率等量化指标考核使有关部门对办理十分重视。相比之下,闭会期间代表提的建议办理质量不够高。 “创建新的代表建议办理考核机制,是鼓励代表们主动履职的重要手段。”   人大代表在履职时还碰到了究竟为全体人民负责还是为选民负责的困惑。在周晓光代表联系点的电话记录上,只有20%不到的电话从义乌当地打来,外地打来的电话占了绝大部分。电话甚至来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遥远的省份。造访者认为,你是全国人大代表,理应为“全国的人民说话”。有人从法律层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浙江选区选出的人大代表,应为浙江选民负责。”然而她的生活基础在义乌,接触面和关注点也主要在当地,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困境。   这似乎成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混杂交织而理不清的问题。   章凤仙的看法是,全国人大代表并非直接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她的选举单位负责。周晓光是浙江省人大会选出的代表, 她应当去听取浙江省人大代表的意见, “立足全国发展的社会背景,代表浙江提出议案。”   “代表人民利益是我们的价值取向,而每个代表所代表的选民利益越全面、客观、真实,就越接近代表人民的利益。”某学者认为,抽象空洞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每个局部和地方选民意志和利益的整合,只有每个代表都全面、客观地反映各自所代表的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意志和利益,才能形成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林来梵教授则推崇人大代表专任化。他认为,专门的履职角色本身就是对人大代表的硬性的、持久的利益驱动机制,人大代表对其勤勉履职具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因而容易达致人大代表“权责对称”。   胡济荣、周晓光等建立代表工作室现象,放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长河看,只是民主进程的前几步。但其带来的政治创新意义和民主示范效应不容低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我们在更长的时间轨迹内对这一新的民主现象的成长空间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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